第一次是1950年6月，路过中国，然后直奔朝鲜，带着一个军事顾问团帮朝鲜人民军制定攻略全朝鲜的作战计划。然后朝鲜人民军打了半场好球，在釜山防御圈栽了。
第二次是1951年3~4月，第五次战役发动前，在北京吐槽中国的总参是一个勤杂事务管理部。
1951年还没过，什捷缅科在12月又来到了北京。
什捷缅科带着苏联参谋部代表团来北京的原因，一是想详细地搞清楚第五次战役的策划、实施、指挥过程和变化，二是搞清楚东豆川反击战，三是搞清楚军事顾问科切尔金少将为什么会发那封信。
科切尔金是苏联来华军事顾问团的一员，在克拉索夫斯基和科托夫的领导下。科切尔金主要对口负责“调教”我军的总参谋部。1951年7月，东豆川反击战结束后，科切尔金用信件的形式给苏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发了一个长长的报告。里面是这样评价解-放-军总参谋部与志愿军的作战指挥的：
“中国尽管形式上有总参谋部，但似乎一直没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领导武装力量和指挥军事行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总参谋部也有作战部，但它只有10~12名军官（苏军总参作战部有多达60~70名军官工作），拼凑成一个意义不明的小组，日常的工作是为中国领导人起草文书。研究战争形势和制定方案不是中国的作战部的职能。”
“中国的总参谋部不承担辅佐领袖作战的职责，只满足于搜集和提供情报，然后将情报往毛、周及中国的主要领导人那里递交了事，大概总参谋部认为毛自己清楚该怎么办。”
“在朝鲜的战争，中国的总参谋部承担的职责更少，大概他们也认为彭自己清楚该怎么办。所以，实际上能对彭德怀给予有效指示的只有毛一人。但毛认为不需要干预彭的计划，认为彭亲临现场最清楚该怎么办。”
“中国总参谋部搜集和提供的被送往中南海的一个情报中心，据说这些情报也会被递送到朝鲜的彭手里。但至今为止，我未能进入中南海的这个情报中心。”
“履行总参谋长之职的聂在军队领导人之中资历是比较浅的，由于中国人的含蓄，当总参谋部的指令可能损害其他老资历的领导人的面子时，聂不会强制要求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