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大学对面的咖啡厅里，桌子上简单的摆着几碟小食，四个闲来无事的年轻人凑作一团进行着休息日的闲谈。
埃尔德大大咧咧的一只手搭在椅背上，冲着坐在对面的二人问道：“原来你们俩不是伦敦大学的学生吗？”
二人摇了摇头，密尔开口道：“我们是朋友，在伦敦辩论协会里认识的。”
“辩论协会？”
亚瑟往咖啡里加了些牛奶，一边搅拌一边问道：“辩论协会为什么要跑到伦敦大学的校园里辩论呢，我们学校平时就已经够吵的了。你们可能不知道，把新教徒、天主教徒、无神论者还有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玩意儿关在同一个校园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罗巴克打趣道：“再差还能比牛津差吗？”
埃尔德一下就找到了共鸣，就连语气也变得亲热了不少：“您原来也看不惯牛津吗？”
密尔闻言不屑道：“功利主义者有多少对牛津抱有好感的？就连边沁先生这个牛津毕业生一提起牛津都直皱眉头，我们俩在《威斯敏斯特评论报》做事的时候听边沁先生提过。
他说当年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导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不让学生有任何乐趣，刚一入学，他就让边沁先生读西塞罗的《讲演集》，即便念到倒背如流了，每天还是得继续念。
而到了上课的时候，就是照本宣科，所谓的地理课，就是摆一张地图挂在黑板上，然后告诉你哪个地方在哪里，在那种课堂上想学东西完全得靠自己。
牛津的导师们对于学生从来都是漠不关心，学生们之间也很难培养什么感情。如果按照边沁先生的原话，那就是‘导师们上午做一些无聊的日常事务，到晚上就打牌。学长们有些放荡奢糜，有些抑郁乖僻，大多数人则是毫无生气的。’”
埃尔德听到这话，禁不住开口道：“怪不得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曾经听到边沁先生在报告会上痛骂牛津，他说‘我认为谎言和虚伪是英国大学教育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唯一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开办伦敦大学的原因，我们不能让不列颠的杰出青年都毁在牛津和剑桥的手里’。”
密尔听到这话，笑着问道：“所以您二位都在哪里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