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方运作《孟子新注》。

  四书之中,《大学》千余字,《中庸》三千余字,《论语》一万三千余字,而《孟子》则有三万四千余字。

  和《论语》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纷杂,也更加激进。

  孟子是幸运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儒家的力量远远大于孔子所处的时代,他得到的待遇也远远好于当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战国时期远比春秋时期纷乱,除了儒家,还有各家力量趁势而起。

  《论语》之中,主要是孔子与弟子交流之言,虽与王公交谈,诸如鲁哀公、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等等,但内容也并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如鲁平公、齐宣王、滕文公等,《孟子》开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这在《论语》中是少见的。

  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说明一件事,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玉望更加强烈,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开始专心教书育人。

  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也谈政事,但非常节制,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虽然谈政事,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他也周游列国,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

  一个传播,一个推销,自然有所不同。

  在写《孟子新注》时,方运的态度和写《论语新注》不同。

  在写《论语新注》的时候,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在写《孟子新注》的到时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方运则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运大加称赞,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方运大都一笔带过,不会肯定,但也不会否定,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

  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方运则微笑作答。

  “为政之事,孟圣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杂家远矣。”

  鼠汰王与狼渊王轻轻点头,杂家起源是吕不韦,论政治手段,十个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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