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朱翊钧和支持新礼一党的官僚虽然愿意把国帑拿出来大搞基金，反哺百姓，但官僚里很大一部分人则还是不愿意的，纷纷上疏反对。
“民非已至饿殍之境，虽饥荒不过是求逸懒散所致，如今天下其实还大有果腹之业存在如垦荒于边地，如拉纤，如为大户长工，如轿夫等，而小民之所以多不愿为，不过是嫌其辛苦而又穷讲体面不知俭为德而已，所以才闹事生事；”
“朝廷却因此纵容其胡来，而不惜加高工钱，使劳力者与劳心者一样有余钱可品茶听曲，而不惜大费国帑。”
“国帑照此消耗下去，真不知及时会被消耗空！何况，如今倭事与吕宋之事在即，费银本就不少，如今再大兴工程，且以高价钱的方式大兴，只怕不出几年，朝廷必会山穷水尽，那时旦有天灾人祸，则不知朝廷该如何应对？”
“又何况，眼下山陵依旧未建，固然是陛下倡俭，但从礼而言，山陵是必定要建的，如此靡费国帑，真不知山陵之费将来从何处出？”
“当今首辅申时行欺陛下以仁，大费国帑，而扬个人之善名，却不顾将来国运，其心不可谓不阴险，其行不可谓不无耻，请陛下选用时贤，早止此亡国之政！”
御史王致祥就上了这样的奏疏。
但朱翊钧对这些奏疏的处理都是不报，仍让内阁继续大规模的斥国帑而大兴工程。
这让反对此举的官僚们很难受。
他们当中不少是希望银元价格一直大涨的，结果现在因为朝廷不停的用这种方式把库存的银元一直以大兴工程和各种福利的方式下发给民，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银元一直未能大规模减少，银元价格也就只是小涨，涨幅一直不及官僚豪右们的预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帑在流向小民手里，越来越多的官员就开始坐不住了。
都御史吴时来、户科都给事中杨于廷等这一天皆来了内阁，质问内阁到底要把国帑耗费的何时。
杨于廷甚至还直接问申时行：“国帑存银已快耗尽到户部所定红线的时候，再继续这样靡费下去，元辅可想过后果吗？”
申时行沉着脸道：“内阁和户部皆有分寸，给谏不必操心。”
杨于廷呵呵冷笑：“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