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和催缴方式无关了，就像你借钱给一个好但是穷的人，你问他要钱，他态度极好，可就是没钱，你有啥办法？
但官府的官员都有催征税粮的政治压力，有的时候很多官员也是‘我死之后那管洪水滔天’的态度，反正到时间他就去找粮长。不管你什么办法，你把自己辖区内的税粮给老子交出来。
所以说，粮长这个职位就成了一个赔钱货。
某种程度上，明朝中后期岁入不断下降，也是和粮长制的瓦解有一定的关系。
基本上就是穷人收穷人，能收出什么东西来？
穷人也没有那个力量去大户那里收到粮食，人家几个家丁，把你拖过来打一顿都行。
这样又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拖欠税粮。
所谓皇权不下乡，其中一个体现就是朝廷该收的税都收不上来。
王守仁到了福州，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
他可以去逼闽县、侯官县、古田县等县的知县，这些知县也可以去逼粮长，但回头一看，其实粮长自己穷得揭不开锅，吃饭都成问题，谁给你去催征欠粮？
“以往呢？以往也该都是这些粮长吧？去年、前年的税粮是如何征缴的？”
王守仁问的是他的前任知府傅纪华。
傅纪华留得是山羊胡，他捋了一捋说道：“以往……其实福州府的税粮也已经不够了。各县在百姓当中所能征收到的也就十三万石左右，不同的年份会有不同的缺口，到那时官府再与大户协商，写下借条，借上一些，就这样凑凑。”
洪武六年时，朱元章将府分为三等，纳粮20万石以上的为上府，20万石以下的为中府，10万石以下的为下府。
福建府，是个中府。每年纳粮约16万石左右。
顺嘴说一句，苏州府一年税粮可以达到250万石，松江府可以达到95万石。湖州、杭州分别能有40多万和20多万。
所以为什么老说朱元章对这里征税重……确实很重。苏杭周边几个府加起来确实是明朝岁入的一半左右。
弘治后期的岁入持续转好，现如今一年也就2800万石左右。毕竟弘治六年、九年，苏松河道都被刘大夏给治理过。
言归正传。
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