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它们的领袖地位了。
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李彦带着高俅等一大群皇城司跟班，正式进入这个朝廷机构时，印入眼帘的是一摞摞书架，堆放了海量的文书。
迎上来的官员可不敢得罪皇城司，眼见高俅都如跟班一样，尾随在李彦身后，赶忙热情地介绍道：“这些都是各地佛寺的文书，不知大官人要查询哪些？”
高俅见了都不禁震惊：“这么多？”
李彦微微一笑：“神宗朝之前，恐怕不会有这么多，直到开边之后，兴建了大量佛寺，这个数目就不足为奇了，恐怕‘右街’那边还有这么多。”
官员有些惊奇：“没想到大官人对于佛教之事如此了解……”
李彦当然了解，佛教在唐朝极为兴盛，但也引发了许多高层的厌恶和痛恨，到了宋朝则缓和许多，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佛教不仅具备宗教引导的价值，更能参与到世俗的军事战争里。
这也有个大背景，对于如今整个东亚大陆来说，普遍崇信佛教是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如此一来，佛教僧人在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中，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比如神宗时期的拓边，章惇开“梅山蛮”时，就借助了当地名僧的影响力，让他们去说服蛮人，尝到甜头后，立刻招揽名僧随军，熙河开边时，也是僧人先去游说，愿意听从的大家一起阿弥陀佛，若有不听的，宋兵紧跟其后开战，是为先礼后兵。
等到开边成功后，朝廷又开始在新的占领区域内，大肆修建佛寺，利用其教化之力，迎合拉拢蛮人之心，来顺利过渡统治，再潜移默化，变革风俗。
由于各民族百姓在潜意识里对于佛教大多信服，少有怀疑，同样是佛，北宋的佛是三教合流的产物，里面的“私货”很多，久而久之，就能文化影响，“以中国法教驭之”。
同样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北宋和辽国、西夏之间的间谍战里，很多谍细就是僧人身份，辽国最直接，干脆派人去五台山出家，学成后归国，“以探刺边事”，慌得朝廷赶忙下令五台山严查身份，但依旧禁绝不了谍细僧人在民间的活动。
按照李彦想来，皇城司这个特务机构，应该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往来，大量培养僧人间谍，在周遭各族搞和平演变，但之前皇城司都是半废了，现在也只变成了镇压内部声音的工具，显然是不会有这等战略思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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